目的 分析湖北省狂犬病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狂犬病的预防控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17—2021年湖北省狂犬病病例监测数据和狂犬病暴露门诊处置季报汇总表,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湖北省狂犬病疫情的分布特征,运用SPSS 25.0 软件对潜伏期影响因素进行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分析。结果 2017—2021年湖北省狂犬病疫情持续下降。病例主要分布于湖北省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高发季节为夏秋冬季;病例男女性别比为1.86∶1,职业以农民为主;各年龄组均有发病且呈现单峰型,高峰主要集中于45岁以上中老年人群。76例狂犬病病例分析中,伤人动物以狗为主(89.47%),暴露程度以Ⅲ级暴露为主(57.89%),暴露后狂犬疫苗接种率仅为9.21%。暴露程度、伤口处置情况、处理方式(缝合处理)、狂犬病疫苗接种是影响潜伏期的相关因素(P<0.05)。结论 2017—2021年湖北省狂犬病疫情持续下降。要强化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狂犬病暴露门诊处置的规范化水平,力争实现湖北省2030年消除人间狂犬病的目标。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及行为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心智逐渐成熟、自我意识增强,处于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剧烈变化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便捷式智能手机的普及,智能手机上网方式越来越受到青少年的追捧,智能手机在为儿童青少年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其问题性使用对儿童青少年身心产生的现实或潜在的伤害也日益凸显,而儿童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可能会进一步促进了智能手机的问题性使用。本研究通过对近几年已发表的有关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与青少年心理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对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的现状、对青少年心理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关干预进行了综述。

目的 评价中文改良版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lectronic Health Literacy Scale,e-HLS)在高校学生中的适用性及应用前景。方法 2022年9—11月期间,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选取长沙市23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20.0和Amos 24.0软件对量表信度、效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有201名学生进行了应答,应答率85.17%。e-HLS量表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50,12个条目的决断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KMO值为0.850,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近似χ²值为972.031(P<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各条目的公因子,结果显示具有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4.775。e-HLS的模型整体拟合优度CFI值>0.900,RMSEA值为0.093。结论 e-HLS在高校学生中的电子健康素养评价方面的适用性较高。

本研究简要概述了健康行为程式模型(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HAPA)的形成、原则、理论假设和局限性,并探讨该模型在国内外不同人群和不同领域的应用现状,旨在为全民健康管理和健康行为的促进提供科学的、可行性高的行为预测理论模型和干预指导框架。

目的 分析重庆地域社会文化因素对男男性接触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性取向认同和性角色的影响,进而探讨性角色与MSM人群HIV高感染风险的关联。 方法 在2020年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依托当地从事MSM干预的社会组织招募符合要求的30名MSM人群进行个人深入访谈。 结果 访谈发现,重庆MSM人群对其性取向有较好自我认同感,告知他人性取向时最顾虑家人感受,性角色为被插入方或兼有者相对更可能告知父母。大部分访谈对象认为重庆MSM性角色被插入方的比例较高,可能跟重庆人体型小皮肤好、女性地位高、接受多元文化等有关,也使得性角色被插入方的自我认同度增高。重庆公众对同性恋现象的包容度较强,城市的包容开放受移民文化、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但也受一定传统文化的制约。MSM的社区亚文化,如追求性自由的享乐、道德规范较弱、新型毒品的使用使得不同性角色都面临感染HIV的高风险。 结论 重庆社会文化因素对MSM性角色的选择有一定影响,充分考虑社会文化因素无疑会有效推进艾滋病防控工作。

目的 了解HIV感染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双性性行为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2个社会组织招募调查对象,使用问卷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分别采用χ²和t检验对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组间比较,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感染MSM双性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751名HIV感染MSM完成了问卷调查,17.04% (128/751) 报告近6个月有双性性行为。其中,59.38%(76/128)报告近6个月与异性发生无保护性行为,25.78%(33/128)报告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调查对象中,24.63%(185/751)有抑郁症状,11.85%(89/751)有焦虑症状,艾滋病污名化感知总分为(44.14±6.44)分, 74.43%(559/751)报告近6个月有物质使用,85.75%(644/751)报告近6个月同性性伴≥2个。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婚姻状态为在婚/同居(OR=51.637, 95%CI:24.745~107.752)及性取向为双性恋/异性恋(OR=14.284, 95%CI:6.886~29.626)的MSM近6个月发生双性性行为可能更高;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OR=0.375, 95%CI:0.171~0.820)、污名化感知水平越高(OR=0.953, 95%CI:0.909~0.999)及近6个月有物质使用(OR=0.204, 95%CI:0.096~0.434)的MSM近6个月发生双性性行为可能更低(P<0.05)。结论 HIV感染MSM近6个月双性性行为比例较高,且多数调查对象有多个同性性伴,但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比例较低,有较大的HIV/STDs传播风险,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对该人群风险性行为进行干预。

目的 了解新冠感染疫情流行期间长沙市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状况及其主要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分层整群随机抽取的6 307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平均得分为(11.19±8.88)分。存在抑郁症状人数为978人,检出率为15.15%(95%CI:14.61%~16.40%)。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女生、职业高中、住校、单亲/重组家庭、每天睡眠时间不足、静坐时间过长、缺乏运动、不规律早餐行为、遭受家庭暴力、遭受校园欺凌、尝试吸烟、饮酒、其他物质成瘾、网络成瘾行为等因素均是中学生抑郁危险因素(P值均<0.05)。 结论 中学生抑郁症状与学校、家庭环境、生活方式、伤害相关行为以及成瘾行为相关,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抑郁症状学生的心理干预。

目的 了解郑州某医院男性门诊患者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的感染现状及基因亚型分布情况。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对2019年10月—2022年2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 750例男性门诊患者进行HPV基因分型检测。结果 1 750例男性门诊患者HPV总体阳性检出率为33.26％(582/1 750),其中单一亚型阳性占54.12%(315/582),二重至六重亚型阳性占比分别为29.21%(170/582)、9.62%(56/582)、4.18%(28/582)、1.89%(11/582)和0.34%(2/582)。中高危亚型累计阳性检出率为19.31%,低危亚型累计阳性检出率为22.34%。中高危亚型中52和16亚型阳性检出率最高,分别为5.09%和2.97%,低危亚型中6和11亚型阳性检出率最高,分别为12.91%和12.40%。总体HPV阳性检出率及HPV6、HPV11阳性检出率在≤20岁组和＞50岁组较高,HPV52阳性检出率在＞50岁组较高,各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该医院男性门诊患者HPV感染率处于较高水平,以单一亚型感染为主,HPV6、HPV11、HPV16和HPV52为主要感染亚型,为研究男性HPV感染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 探讨新生育政策下产妇产后抑郁现状及影响,为改善产妇产后抑郁情况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181名产妇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拟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评估产妇产后抑郁现状、社会支持及家庭支持情况,并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产妇产后抑郁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对象中,产后抑郁量表评分为(10.71±4.69)分,其中产后抑郁者占24.3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分娩方式(OR=3.959)、新生儿健康状况(OR=9.786)、配偶陪伴情况(OR=6.412)、夫妻关系(OR=9.100)、社会支持(OR=0.988)、家庭关怀(OR=0.832)是产妇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 结论 产妇产后抑郁与其分娩方式、新生儿健康状况、夫妻关系、配偶陪伴、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相关。需要个人、家庭及社会全方位的努力,为产妇建立健全产后支持系统,提高产妇心理健康水平。

目的 分析北京市丰台区不同时期开始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丰台区2005—2021年开始抗病毒治疗病例数据资料,结合抗病毒治疗政策调整时间将研究对象分为2005—2007年、2008—2011年、2012—2015年、2016—2021年四组,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进行回顾研究。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3 618例,其中2005—2007年组29例(0.80%),2008—2011年组244例(6.74%),2012—2015年组1 388例(38.36%),2016—2021年组1 957例(54.09%)。4个时期病例治疗后第1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2.98%、98.35%、98.75%、98.86%,第5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89.41%、95.33%、97.34%、98.25%,不同分组生存时间存在差异(χ²=8.386,P=0.039)。多因素Cox模型分析结果显示,≥50岁开始治疗病例的死亡风险较15～29岁开始治疗病例高(HR=3.95,95%CI:1.82～8.56),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开始治疗病例的死亡风险较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开始治疗病例高(HR=12.30,95%CI:2.97～50.88)。结论 随着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策略与措施的不断优化,丰台区不同时期开始治疗的病例在治疗后死亡风险逐步降低。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对开始治疗一年以内、≥50岁病例予以更多关注和支持。今后应继续推进早发现早治疗工作、不断完善抗病毒治疗,提升治疗效果。

目的 按省籍贯人口分类制定不同胎龄单胎儿出生体重曲线,研究籍贯差异特征。方法 在中国海口、广州、深圳、柳州、桂林、泉州、重庆、成都、长沙、宁波、连云港等11市的11家妇幼保健院收集整理2017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分娩的活产单胎儿中,获得有母亲省籍贯数据的323 462例单胎儿,按省籍贯人口研制不同胎龄单胎儿出生体重曲线。结果 制定了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湖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江西、浙江、安徽、河北、河南 等14个省(区、市)籍贯人口不同胎龄单胎儿出生体重3rd~97th 百分位参考值,绘制了10th, 50th, 90th曲线图。广东、广西、海南、福建、贵州、四川、湖南、重庆、湖北、江西 等10个省(区、市)籍贯不同胎龄单胎儿出生体重水平与中国11市不同胎龄单胎儿水平接近;而浙江、安徽、河北、河南 等4个省籍贯不同胎龄单胎儿出生体重水平高于中国11市不同胎龄单胎儿水平。结论 制定了中国14个省籍贯人口不同胎龄单胎儿出生体重3rd~97th 百分位数值,可作为相关省籍贯人口不同胎龄单胎儿宫内生长评价参考标准。各省籍贯人口宫内生长水平存在差异。

目的 探讨阴道微生态与生殖道性传播病原体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2021年3月24日—11月1日在安徽省肿瘤医院门诊进行阴道微生态及生殖道性传播疾病病原体10联(STD10)联合检测的163名女性,分析阴道微生态是否平衡与生殖道性传播病原体感染的相关性。 结果 163名研究对象经阴道形态学及功能学检测,阴道微生态平衡60例(36.81%),阴道微生态失衡103例(63.19%)。阴道微生态平衡组STD10检测阳性者34名(56.67%),微生态失衡组STD10检测阳性者75名(72.8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463,P=0.035),阴道微生态失衡与STD10检测阳性关联强度OR=2.048(95%CI:1.048~4.003)。163名研究对象中,STD10检测阳性者109名,UU感染者103名(94.49%),其中Uup6感染率最高35名(33.98%);阴道微生态平衡组UU阳性者33名(55.93%),微生态失衡组UU阳性者70名(71.4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8)。 结论 阴道微生态失衡更易导致生殖道性传播病原体感染,两组具有明显关联性。

目的 分析中国2021年常规接种单位现况和资源配置,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通过国家标准编码管理系统收集2021年中国常规接种单位信息,利用卫生资源集聚度(health resources agglomeration degree,HRAD)与人口聚集度(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degree,PAD)的比值HRAD/PAD评价接种单位集聚情况。结果 中国2021年接种单位共有80 532个,相比2016年下降51.24%;其中,村级接种单位7 624个,相比2016年下降92.49%。开展日接种占比由26.66%升至69.03%。接种免疫规划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单位分别有18 587个、10 291个,有51 654个既接种免疫规划疫苗,也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设在县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接种单位分别有11 123、2 983、1 731、706和63 989个。东、中、西部地区HRAD/PAD比值分别在0.49～1.64、0.81～1.66、0.47～2.61之间。与HRAD值相比,有21个省份HRAD/PAD比值更接近1。结论 近年来中国接种单位数量逐年减少,尤其是村级接种单位,但预防接种服务供给频次在逐年提升。接种单位大多设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儿童和成人接种为主。各省份按人口配置接种单位数可能优于按地理配置,建议综合考虑地理、人口、经济等多种因素。

目的 调查脑卒中康复期患者自我管理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定规范科学的自我管理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2020年7月—2022年1月铜陵市妇幼保健院收治160例脑卒中康复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林蓓蕾创设的脑卒中患者知信行问卷,对脑卒中康复期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知信行现状进行调查,同时采用自制调查问卷以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与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调查患者基本情况及社会支持程度、心理状况等资料,采用单因素χ²检验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脑卒中康复期患者自我管理知信行的影响因素。 结果 调查发现,脑卒中康复期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知信行中的优等、中等及较差水平者分别占比24.38%、48.75%与26.88%,量表总得分为(68.25±10.79)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将自我管理知信行评估为中等及较差水平者纳为中差组,评估为优等水平者纳为优良组,经单因素χ²检验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居住在农村(OR=1.597,95%CI:1.275~2.001)及合并抑郁症状(OR=1.490,95%CI:1.104~2.011)是脑卒中康复期患者自我管理知信行水平的危险因素,而文化程度高(OR=0.414,95%CI:0.205~0.836)、接受过专业康复训练(OR=0.645,95%CI:0.511~0.814)及高水平社会支持(OR=0.421,95%CI:0.278~0.636)是其自我管理知信行水平的保护因素。 结论 脑卒中后康复期患者整体自我管理知信行处于中等水平,居住在农村、合并抑郁症状、文化程度及是否接受过专业训练是影响脑卒中患者自我管理知信行水平的独立因素,建议临床针对以上结果,进行针对性干预,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预后。

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湖南地区居民的情绪智力及抑郁、焦虑及压力现状,探讨情绪智力与抑郁、焦虑、压力的关系。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湖南5个地区抽取1 965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差异性检验、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情绪智力得分为(119.93±20.66)分,抑郁分量表得分为(11.00±4.25)分,焦虑分量表得分为(11.26±4.17)分,压力分量表得分为(12.06±4.22)分,抑郁检出率为52.16%,焦虑检出率为80.00%;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情绪智力与压力、抑郁、焦虑呈负相关(均P<0.01),压力与抑郁、焦虑呈正相关(均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家庭平均年收入、压力、抑郁为居民情绪智力影响因素。结论 湖南地区居民的情绪智力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情绪智力水平越高,抑郁、焦虑与压力水平越低。科普工作者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居民中精准的开展情绪智力科普工作;有关部门应加快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培养心理健康服务人才,健全心理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心理健康的科普工作。

目的 观察步态平衡操联合抗阻训练对跌倒高风险老年人平衡能力、运动能力和跌倒效能的影响,为跌倒高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康复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2019年1月—2021年12月入住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科的96例跌倒高风险老年人,采用信封法平均分为观察组(n=48)和对照组(n=48)。对照组采取传统预防跌倒训练及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使用步态平衡操联合抗阻训练进行干预,通过步长、步频、Berg平衡能力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ugl-Meyer Assessment Scale,FMA)等指标评价两组老年人干预前后的平衡能力和运动能力,通过Morse跌倒评估量表(Morse Fall Scale,MFS)、修正版跌倒效能量表(Modified Falls Efficacy Scale,MFES)比较两组老年人干预前后的跌倒风险与跌倒效能。 结果 观察组脱落5例,余43例;对照组脱落6例,余42例。治疗前,两组步长、步频、BBS评分、FMA评分、MFS评分、MFE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接受步态平衡操联合抗阻训练的观察组老人在步长方面与对照组无差异(t=1.45,P>0.05),在步频(t=3.40,P<0.01)、BBS(t=4.17,P<0.01)、FMA(t=7.59,t=4.62,P<0.01)、MFS(t=9.93,P<0.01)、MFES(t=5.21,P<0.01)等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步态平衡操联合抗阻训练可以有效改善跌倒高风险老年人平衡能力、运动能力和跌倒效能,降低跌倒风险。

本着“安全第一、因地制宜、合理分区、标识明确、工作便利”的基本原则,以满足各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开展传染病疫情处置和自然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与生活需求为目标,在营地规划、搭建、管理、安全、撤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具体的规范化要求。对卫生应急队伍营地建设的研究填补了国内营地建设规范化的空白,为队伍能力建设及后期现场处置提供切实可循的依据。

分子诊断技术日新月异,TaqMan微流体芯片作为一种新兴的病原体筛查技术,具有快速高效、灵敏准确、检测范围广等特点,应用研究也逐年增加,在疾病监测、临床诊疗、食品卫生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本文将针对TaqMan微流体芯片技术应用发展进行综述,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研究新方向、新思路。

目的 探讨消毒供应中心(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CSSD)医疗器械管理中采取基于约束理论(theory of constraints,TOC)的精细化管理对医院感染的防控效果及对CSSD人员管理能力的影响。方法 选择2020年1月—2022年12月北京友谊医院CSSD 2 782件医疗器械作为研究对象。常规管理为对照组,实施期间为2020年1月—2021年5月1 158件;基于TOC的精细化管理为改进组,实施期间为2021年6月—2022年12月1 624件,并将32名于CSSD工作的消毒人员作为进行器械管理培训的对象,另纳入27个使用医疗器械的科室进行相关指标评价。比较对照组和改进组的医疗器械科室使用满意度评分、医疗器械清洗后消毒质量与医疗器械质量评分、医疗器械相关医院感染发生率、质量缺陷控制情况,比较CSSD人员管理能力各项评分及对器械相关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改进组的医疗器械使用科室满意度(包括服务态度、物品质量、物品交接、器械配送、信息追溯)评分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对照组,改进组的医疗器械消毒质量、医疗器械质量评分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对照组,改进组的医疗器械相关医院感染总发生率和消毒后手污染、器械与记录不符、标签不吻合、回收器械件数不准确、存储位置不当比率均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对照组,CSSD人员在改进组的环境管理能力、管理器械能力、风险防范意识、风险识别能力、灭菌包装、理论知识、清洗消毒、处理流程评分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TOC的精细化管理应用于CSSD的医疗器械中可提升医疗器械科室使用满意度,改善消毒质量与医疗器械质量,提高CSSD人员的管理能力和对于器械相关的理论、操作能力,有效降低医疗器械相关医院感染发生率和质量缺陷,临床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目的 通过调查郑州地区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能力状况,找出影响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能力的因素,为幼儿早期综合发展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2年5月郑州地区婴幼儿835名,问卷调查婴幼儿家庭基本特征、家庭养育环境及早期综合发展能力(包括婴幼儿运动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社会情感能力)现状,Pearson法分析家庭养育环境与早期综合发展能力的相关性,并比较有无干预指导对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能力的影响。 结果 本次研究样本总量为835份,样本有效率98.56%(823/835);823名婴幼儿运动能力平均得分(97.32±8.76)分,认知能力平均得分(95.68±7.57)分,语言能力平均得分(91.23±9.57)分,社会情感能力平均得分(86.35±6.89)分。不同月龄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能力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婴幼儿语言能力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母亲文化程度不同婴幼儿社会情感能力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监护人婴幼儿社会情感及运动能力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干预指导的婴幼儿早期发展能力各维度评分均高于未接受干预指导者(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家庭养育环境与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能力呈正相关关系(P＜0.05)。 结论 郑州地区婴幼儿运动、认知能力发育较好,语言能力次之,社会情感能力存在发育迟缓风险,且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能力受月龄、家庭养育环境等因素影响,给予合理家庭干预指导有助于促进婴幼儿各项能力的均衡发展。

目的 分析重庆市30～79岁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开展高尿酸血症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调查对象来自重庆市13个区县30~79岁汉族常住居民,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不同人群特征间高尿酸血症患病率比较采用χ²检验,高尿酸血症相关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共计调查22 449人。男性10 512人(46.83%),女性11 937人(53.17%)。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为10.76%(95%CI:9.40%～12.12%),男性患病率(20.27%,95%CI:15.25%～25.29%)高于女性(2.38%,95%CI:0.95%～3.81%)(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OR=24.621,95%CI:9.947~60.947)、低年龄(30～39岁)(OR=2.327,95%CI: 1.471~3.681)、高社会经济地位(OR=1.537,95%CI:1.174～2.012)、不吸烟(OR=1.430, 95%CI: 1.153~1.773)、有害饮酒史(OR=1.458,95%CI:1.127～1.887)、中心性肥胖(OR=2.285,95%CI:1.885~2.771)、血脂异常(OR=2.440,95%CI:2.009~2.964)、高血压(OR=1.509,95%CI:1.236~1.843)、血糖正常(OR=1.677,95%CI: 1.257～2.237)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论 重庆市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较低,重点应针对男性、青壮年、高社会经济地位、有害饮酒、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患者等进行干预,降低高尿酸血症的发病风险。

目的 分析2011—2019年湖南省男男性行为哨点数据,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HIV、梅毒感染状况及性行为特征,为下一步制定MSM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2011—2019年在湖南省选择男男性行为人群较多的城市设立MSM哨点,采用滚雪球抽样、MSM人群活动场所招募和网络招募方法,对MSM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和采集血样,收集被调查者的人口学信息、性行为和血清学信息,分析其变化趋势和感染HIV、梅毒的影响因素。 结果 2019年HIV抗体阳性率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6.00%和2.38%,历年有线性趋势变化(均P<0.05)。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4.00%。最近六个月性伴类型:仅有同性性伴、有同性且有异性性伴、有同性且有商业性伴、有多种性伴、仅有异性性伴、无性伴的比例分别为83.63%,6.38%、0.75%,0.25%、8.00%和1.00%。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离异或丧偶(OR=1.85,95%CI:1.08~3.16)、样本来源于网络招募(OR=1.94,95%CI:1.32~2.85)、最近六个月仅有同性性伴(OR=2.41,95%CI:1.53~3.78)更容易感染HIV。样本来源于网络招募(OR=15.93,95%CI:5.08～49.97)、最近六个月仅有同性性伴(OR=2.45,95%CI:1.44～4.17)、最近六个月有同性且有异性(OR=2.09,95%CI:1.10～3.94)、最近六个月有多种性伴(OR= 3.23,95%CI:1.27～8.23)更容易感染梅毒。 结论 2011—2019年湖南省MSM人群HIV抗体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处于中等水平,结合互联网和人群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干预工作,加强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从而降低该人群的艾滋病传播。

目的 探讨自我意识、情绪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家庭环境与症状严重程度中的中介效应,以期为减轻儿童ADHD症状严重程度及针对性临床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2020年3月—2022年5月139例儿童ADHD患者(ADHD组)及139例正常儿童(对照组),分别采用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PHCSS)、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SCARED)、中文版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FES-CV)、中文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父母评定量表第4版(Swanson Nolan and Pelham,Version IV Scale-Parent Form,SNAP-Ⅳ)评估自我意识、情绪、家庭环境、症状严重程度,应用Pearson分析自我意识、情绪、家庭环境与症状严重程度的关系以及自我意识、情绪、家庭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依次检验法检验自我意识、情绪在儿童ADHD家庭环境和症状严重程度中的中介效应,并用Bootstrap法进行验证。 结果 139例ADHD儿童SNAP-Ⅳ评分为(49.65±6.90)分;ADHD组FES-CV评分、PHCSS评分低于对照组,SCARED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Pearson分析显示,PHCSS评分与SNAP-Ⅳ评分呈负相关(r=-0.768,P=0.000),SCARED评分与SNAP-Ⅳ评分呈正相关(r=0.806,P=0.000),FES-CV评分与SNAP-Ⅳ评分呈负相关(r=-0.768,P=0.000);Bootstrap检验提示,情绪、自我意识对症状严重程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情绪对症状严重程度的中介效应为-0.358,占总效应的26.44%,自我意识对症状严重程度的中介效应为-0.189,占比13.96%,两变量联合中介效应-0.148,占比10.93%,且家庭环境对症状严重程度的直接效应为-0.659,占比48.67%。 结论 ADHD儿童症状严重程度较高,且受自我意识、家庭环境、情绪等因素影响,可通过对患儿家庭环境的改善直接或间接减轻其症状程度。

目的 探讨阳泉市大气PM_2.5与居民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之间的定量关系。 方法 收集2019—2020年阳泉市每日的大气污染物资料、气象指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资料,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探讨大气PM_2.5与居民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2019—2020年阳泉市因心血管疾病死亡8 386人,每日死亡人数的中位数为11人;同期大气PM_2.5日均浓度的中位数为38.00 μg/m³。2019—2020年阳泉市每日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与PM_2.5、PM₁₀、NO₂、SO₂和CO浓度呈正相关,与O_{3~8 h}浓度、日均气温和相对湿度呈负相关。单污染物模型中,PM_2.5每升高10 μg/m³,总居民、≥65岁、＜65岁和女性中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分别增加2.27%(95%CI:0.73%~3.20%)、2.36%(95%CI:1.15%~3.58%)、2.23%(95%CI:0.10%~4.41%)、3.39%(95%CI:1.19%~4.89%);单滞后效应中,PM_2.5与各特征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关联均只在当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中效应达到最大,超额危险度(excess risk,ER)值为2.57%(95%CI:0.85%~4.30%);累积滞后效应中,PM_2.5对总居民、≥65岁、＜65岁、女性居民心血管疾病死亡影响累积滞后分别至第5、5、3、7 d,其中累积至4 d时,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最大,ER值为3.54%(95%CI:1.60%~5.50%)。多污染物模型中,在引入SO₂、O_{3~8 h}、NO₂、SO₂+NO₂、SO₂+O_{3~8 h}、SO₂+NO₂+O_{3~8 h}时,PM_2.5对居民心血管疾病死亡的效应值减小。 结论 阳泉市大气PM_2.5浓度升高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增加,对女性影响可能更大,且存在滞后效应。

目的 探讨高职医学生手机网络成瘾倾向与认知情绪策略、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为减轻对手机网络的依赖性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1年8—12月选取高职医学生685名,采用网络成瘾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C)、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评估高职医学生手机网络成瘾倾向、认知情绪策略及人际交往能力现状,Pearson相关分析手机网络成瘾倾向与认知情绪策略、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性。结果 共发放问卷685份,有效回收674份(98.39%)。674名高职医学生中,网络成瘾评分(35.84±12.10)分,其中手机网络未成瘾者有87.09%,手机网络成瘾倾向者有10.24%,手机网络成瘾者有2.67%;CERQ-C评分(55.48±10.10)分;人际交往能力评分(5.78±1.32)分,其中人际交往能力良好者占80.42%、一般者占13.20%、不足者占6.38%;随手机网络成瘾倾向评分增加,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中接受、关注计划、视角转换评分不断降低,责备他人评分不断升高(P＜0.05);随手机网络成瘾倾向评分增加,人际交往能力评分随之升高(P＜0.05);经Pearson相关分析得知,手机网络成瘾倾向与CERQ-C量表中接受、关注计划、视角转换维度呈负相关(r₁=-0.458,r₂=-0.412,r₃=-0.500,P＜0.05),与责备他人维度呈正相关(r=0.398,P＜0.05),与人际交往能力评分呈正相关(r=0.439,P＜0.05)。结论 高职医学生存在手机网络成瘾问题,且手机网络成瘾与认知情绪策略、人际交往能力具有一定相关性,对网瘾学生进行干预时,可强化认知情绪指导,并从改善人际交往困扰的角度入手促使其积极参加人际交往活动,减轻对手机网络的依赖性。

目的 探讨新生儿窒息发生的相关围产期高危因素,为制定预防与诊疗措施,降低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提供依据。 方法 统计2018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淮南市某三甲医院的总分娩量以及妊娠结局为新生儿窒息的单胎活产新生儿,计算该院新生儿窒息发生率。以该时间段该院所有新生儿窒息的单胎活产新生儿为病例组,按照1∶4的比例选取其他分娩的非窒息单胎活产新生儿为对照组。通过该院电子病例系统采集围产期相关信息,采用单因素χ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新生儿窒息发生的围产期相关高危因素。 结果 2018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该院单胎活产新生儿24 214例,其中发生妊娠结局为新生儿窒息的为160例,新生儿窒息发生率为0.6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生儿窒息与妊娠期贫血(OR=2.416,95%CI:1.331~4.383)、产检次数<5次(OR=2.646,95%CI:1.380~5.072)、胎儿宫内窘迫(OR=5.675,95%CI:2.531~12.724)、羊水性状异常(OR=2.206,95%CI:1.204~4.042)、脐带绕颈≥1圈(OR=3.483,95%CI:1.905~6.371)、早产儿(OR=2.898,95%CI:1.100~7.631)等因素有关。 结论 该院新生儿窒息发生率较低。新生儿窒息与多种围产期因素有关,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干预,可有效降低新生儿窒息率及死亡率。

目的 探讨新冠感染疫情下高校疫情常态管理期间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有效改进措施。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在校学生,使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用logistic回归方法探究影响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 结果 7 277名被调查学生中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检出率分别为37.4%、19.0%。性别、本科学历、民族、低收入家庭和有留守、家庭暴力、创伤经历学生是疫情期间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OR=0.783、1.336、0.732、1.344、1.136、2.326、1.573,均P<0.05);性别、民族、医学专业、低收入家庭和有留守、家庭暴力、创伤经历学生是疫情期间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OR=0.758、0.803、1.160、1.277、1.158、2.210、2.229,均P<0.05)。 结论 新冠感染疫情期间高校学生焦虑和抑郁评分及检出率较高,建议针对重点学生可针对性采取心理健康知识培训、团体辅导等防控措施,建立“社会-家庭-学校”综合心理健康教育及干预模式。

目的 系统评价现阶段糖尿病健康教育对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儿童及青少年患者血糖水平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循证医学线索。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中文数据库、PubMed、 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等中外文数据库中关于健康教育对T1DM儿童及青少年患者的干预性研究,检索时限设定为建库至2022年10月31日。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评价文献质量并交叉核对,使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10篇文献,包含样本量975例,其中试验组487例,对照组488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健康教育可以改善T1DM患儿的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MD=-1.26 mmol/L,95%CI:-1.41~-1.11;Z=16.71,P<0.01)、2 h FBG(MD=-2.16 mmol/L,95%CI:-2.32~-1.99;Z=25.80,P<0.01)、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 A1c,HbA1c,MD=-2.07,95%CI:-2.89~-1.24;Z=4.89,P<0.01)和自我管理能力(MD=2.39 mmol/L,95%CI:1.87~2.91;Z=8.99,P<0.01),各研究间未发现明显的发表偏倚,整体合并结果可信度较高。结论 本研究发现健康教育可以改善T1DM患儿的血糖水平和自我管理能力,适合进一步推广。

目的 通过调查1例同时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后偶合川崎病死亡病例,评估川崎病与接种的因果关系,并为防止类似事件提供经验。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方法收集临床资料、预防接种资料等,组织市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进行诊断。结果 根据临床表现、医学检查结果、相关文献等,确定该患儿所患川崎病与疫苗无因果关系,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属于偶合症。结论 今后要严格疫苗管理,规范接种,加强健康询问和禁忌核查,对死亡病例积极争取尸检,及时调查处置并做好宣教工作。

目的 分析湖南省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现状,为促进湖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传播,提升居民健康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湖南省15~69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调查;采用《2022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问卷》对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本研究共调查湖南省14个监测点15~69岁常住人口3 365人。2022年湖南省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率、阅读率、信任率及行动率分别为93.58%、92.39%、91.80%和65.65%;其中居住地、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对上述四项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指标均有影响(P<0.05) 。 结论 湖南省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率、阅读率及信任率较高,行动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年龄越大、少数民族、文化程度较低、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越低及自评健康状况越差居民中医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较差,需重点关注。